这是规范宪法形成之前所无法抗拒的宿命。

1．对行政过程的全面考察。在总论方面，传统行政法体系由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构成，以行政行为法为中心。

[23]参见[日]室井力：《行政法学方法論議》，载[日]広岡隆等編：《現代行政と法の支配—杉村敏正先生還暦記念》，有斐閣1978年初版，第14、15页。因此，现代行政法学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求对行政过程进行法律的规范和控制。[56]因此，行政法学总论与各论部分的良性循环系统尚未形成。[29]在我国大陆最早提出行政过程论的是朱维究和阎尔宝，他们于1997年在《政法论坛》发表的《程序行政行为初论》[30]一文中初步提出了对行政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动态性考察的观点。江利红，单位为江西财经大学。

[57]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中心，将整个行政过程划分为一般抽象性法律、作为具体适用的行政行为、作为强制实现的行政强制的三个阶段构造，被称为三阶段构造模式。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并不能仅仅个别性地论及，而且还应当考察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如在魏玛宪法下，当总结行使国家主权时，就允许这种宪法的取消。

对于规范宪法的形成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准备，一种不能不加以完成的历史课题。当然，这种分类不可能完全挣脱意识形态上的纠葛，但像小林直树教授这样的一批当代日本宪法学家，本身也往往重视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上把宪法分为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宪法， 而这种分类本身则显然更不可避免地要触发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判断。良性违宪论的出现，先后引发了三个回合的争论。当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A.J.尼桑（Andrew j·Nathan）教授在整理并分析了自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直至1982年宪法为止的11部中国宪法文件中的有关政治权条文之后指出：在中国20世纪的改良和革命的各个阶段，政治权利一向尤受重视。

勿庸赘言，把实在的宪法条文看作神圣的图腾或庙宇里的神器，这是宪法学处在青铜时代所出现的幼稚病。在这些权力之中，如现行中国宪法第62条第1项所规定的全国人大的修宪权，即立法机关的修宪权，也就包含在内。

但预备立宪之谓，本义颇具深意，实在值得玩味。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良性违宪事件的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侧重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引起的对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冲击现象辩护。易言之，也就是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下，采取了不同于宪法某个条款举措，然而这又不影响到该条款在其他场合下的效力。宪法仅仅具有法律效力还不足以成为成活的宪法。

这里存在一个宪法规范的内面问题，即宪法规范的内在素质、内在机能的问题。以至时至今日，强调国民性改造的论调，仍然不绝于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既可以视为政治参加能力的问题，又可以纳入文化论的范畴。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学 规范宪法 宪法规范 。K·罗文斯登没有具体地展开论述这些条件，在他零散的表述中，他似乎也比较重视政治因素。

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宪法的废弃有别于宪法修改，它所引起宪法规范的变动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的，为此新旧宪法之间通常存在某种根本的断绝关系。

根据这种学说，该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并不具有改废宪法条款的效力。进言之，在严格的意义上，良性违宪本身尽管在认识论上具有意义，但基本上尚属于法理学中的一种理论，而未构成宪法学上的学说。

（2）规范宪法是一个国家作为产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独特现象，而未必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普遍产物。对于当今的中国法来说，宪法修改既是克服宪法变迁所具有的上述的那两种终极意义上的局限的一种积极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时，适当和适时的宪法修改的重复及其成果的积累，又是促成规范宪法形成的必要条件。然而要理解后者，即理解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构成实现宪政的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则可能颇费周折。当代中国宪法学界似乎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这个谛见的。这种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修成正果。与其发动实力的装置，倒不如凭籍规范价值来实现政治分歧的统合，这就是期待于宪法规范的一种高层次的功能。

显然，这种看法深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有关宪政、宪法的经典表述的影响。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如在美国，国会的势力从本会转移向委员会，尤其是转移向财政委会和预算委员会，即属这类情形。

在法国市民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期间，J·西耶斯（Sieyes，Emmanuel Joseph，1748-1836）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主张制定宪法的权力与被宪法所制定的权力必须在原理上得以区别开来，前者是后者的依据，而后者是前者的派生，是一种第二位阶上的权力。在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法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应该如何确立起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又确立起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the rule of law）的核心内涵呢？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

（3）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才能修成正果，成为具有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最早提出宪法变迁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G·叶连内克（Georg Jellinek,-1911）。

第一种是规范最终驾驭了现实，其中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发动这种违宪审查机制，判定现实中的某种国家行为违宪，以达致冲突在法律上的消解。在此情形之下，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铁路国有化令，致使四川等地掀起以铁路民营为诉求的保路运动，结果以此为契机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清季君主立宪主义的理想也终于成为泡影。如果从纯粹的宪法学本身的角度来看，对于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我们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只能接受主权者的命令，只能接受宪法制定权力作用下的既定结果。如此看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变动的一种类型，它在当今中国宪法规范变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过渡和缓冲的作用。

必须认识到：在世界近代史上，是先有了近代产业在一定阶段上的发展，而后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如果机械地、教条地理解了毛泽东的那个经典表述，我们就往往可能忽略了宪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条件，以为只要革命的旗帜飘扬在敌对阶级的城堡上面之后，名符其实的宪法就会从天而降，宪政也会随之自然实现。

而在其间，宪法的变动、尤其是宪法的变迁和宪法的修改这两种形态上的宪法变动现象是无可避的。它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不仅思想上曾经存在过偏向，而且在实践中也曾经准备不足。

前者表现为对宪法规范的一种显在的冲击，使特定的宪法规范变为空文。但在语义宪法之下，动态的社会却滑入一种活动的自由被阻止的轨道上去。

何谓良性呢？根据良性违宪论者的界说，主要指的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显然，对这种行属性的判断，已经超越了法学的篱笆，以致闯入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园地里了。我国宪法学者的这种理论倾向，其实早在近代就开始形成：梁启超是个例证。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一定的要件，如宪法条款相冲突的国家行为长期反复出现，并为国民的法意识所认可，在此情形之下，该国行为就具有一种习惯法的性质，从而自然引起宪法条款的改变或废除。在此情形下，无可否认：任何违宪、合宪的清淡，都可能在理论宪法学的界面上沦为空论。

本文前面提及的C·施密特就曾在其名着《宪法理论》（1928年）一书中，把宪法变动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宪法的废弃（Verfassungsvernichtung），即既有的宪法的排除同时伴随着作为基础的宪法制定权力的取消，其典型的例子可见之于近代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这种分类理论，宪法可分为规范（normative）宪法、名义（nominal）宪法和语义（semantic）宪法三种。

而上层统治集团及其思想代表也确信在社会现状后于国家理念的历史条件下，上层统治集团可以牵引着社会向前迈进，并达致近代化的目标。宪法变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态，所谓良性违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宪法变迁现象。

对某行为，尤其是对国家行为进行善恶的判断，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或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必然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上的纠葛。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形成微妙的对照。

(责任编辑：张洪量)